顾晓曼放下叉子，沉默了一会儿。窗外是北京初冬的天际线，雾霾散了大半，阳光从云层的缝隙里漏下来，照在对面写字楼的玻璃幕墙上，反射出一片刺目的白光。
“林小姐，这个问题你应该去问他本人。但作为旁观者，我有我的理解。”她顿了顿，手指在咖啡杯的边沿上慢慢画着圈，“你记得五年前你是什么状态吗？你刚拿到古籍修复中心的录用通知，那是你从大三就开始准备的事。你笔试考了第一，面试准备了三个月，最后拿到通知那天，你给沈砚舟打了个电话，在电话里哭了好几分钟——你还记得吗？”
林微言愣住了。她记得。她当然记得。那天她站在学校传达室门口，手里攥着那张薄薄的录用通知书，第一个电话就打给了沈砚舟。她在电话里哭得稀里哗啦，说以后我就可以用自己喜欢的事情养活自己了，说我们可以一起租一个离书脊巷近一点的小房子，说以后你的法律书破了皮我来给你补。她说了那么多，一句都没有问他那天怎么样。
“他当时已经知道他父亲的病了。”顾晓曼的声音很轻，像是怕说重了会碰碎什么，“他父亲的检查报告在你拿到录用通知前一周就出来了，手术费加上后续治疗，保守估计需要两百多万。沈砚舟那时候刚进律所，卡里只有三万多块钱。他说他那天在电话里听你哭了十分钟，每一个字都是对未来的憧憬——你的未来，你们的未来。他挂了电话之后，一个人在出租屋里坐了一整夜。第二天，他给我父亲打了电话，接受了合作条件。”
顾晓曼说完，把自己那张提拉米苏的盘子往林微言面前推了推。“他当时做了一个选择——不拖你下水。这个选择对不对，我不评价。但我想让你知道，他做这个选择的出发点，不是因为不信任你。恰恰相反，是因为他太珍惜你，珍惜到不想让你在最意气风发的时候，被他的困难拽住脚踝。”
林微言看着面前那块提拉米苏，可可粉在表面上铺了厚厚一层，像是下了一场黑色的雪。她没有动叉子。她的眼眶红了，但没有哭。她用指甲一下一下地掐着掌心，掐出一个个月牙形的印子。
“这五年，他一直在关注你。”顾晓曼从包里拿出最后一样东西——一个巴掌大的笔记本，封面磨损得厉害，边角都起毛了。“这是沈砚舟的私人记事本。他落在律所茶水间的，被我同事捡到转交给我。我本来想还给他，但翻了两页之后，我觉得应该先给你看看。抱歉，侵犯隐私这件事，算我头上。”
林微言接过记事本。翻开第一页，日期是五年前的九月，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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