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末相资。如此，方是长治久安之途。”
杨炯之论，是一种典型的折衷与调和。他试图在旧学的道德框架内，为“实学”、“新学”寻觅一个合法且从属的位置：可用于“致用”，但不可动摇“明体”；可追求“器利”，但必须服从“道本”。这代表了朝野间相当一部分稳健派士大夫的态度——他们看到了新学的实用价值，愿意接纳其带来的益处，但坚决要维护儒家意识形态的绝对主导与士人阶层的文化领导权。
李瑾心知，在当下，这已是能为新学争取到的最佳空间。彻底颠覆旧有体系既不现实，亦非其初衷。他需要的，是一个让新思想、新方法、新技术得以存活、试验、成长的缝隙。他立即顺水推舟，郑重表态：
“杨公高论，如醍醐灌顶，瑾受教匪浅。格物之学，所求无非‘真’与‘用’。明物理以致用，用之中自涵德行。譬如医者，必先怀仁恕之心，而后研习方技，此乃仁心仁术，本末一体。格物院诸生，除专攻艺业，亦需诵读经史，切磋义理，所育之才，乃是通经致用、明体达用之才，非仅知奇巧、不谙大义之匠。若能造就此等人才，方不负朝廷设学育人之本意。”
他巧妙地将争论焦点，从根本性的“道器义利”之争，拉回到相对具体的“培养什么样的人才”这一更易操作、也更具说服力的问题上，并承诺新学教育中会包含传统经学，以安抚旧学派的不安。
上巳文会，在一种微妙而脆弱的平衡中落幕。没有胜败，但思想的裂痕已然公开，且更深了。旧学派依旧警惕，但杨炯的定调，为“有用之学”的有限存在开了绿灯。新学派则更加清醒，他们的道路必将伴随着与旧传统的持续摩擦、妥协与博弈。
然而，思想的地火一旦喷涌，便难以遏止。洛水之畔的这场交锋，迅速化身为各种添油加醋的版本，在洛阳、长安的茶楼酒肆、书院学舍间流传。“道”与“器”、“义”与“利”、“古”与“今”、“虚”与“实”的辩难，从格物院的围墙内，涌向了整个帝国的精神领域。支持者与反对者都在聚集同侪，打磨论点，积蓄力量，准备着下一轮更为广泛、也更为深入的较量。
回到格物院，李瑾望着“致知堂”的匾额，对身旁神色各异的陆明远、秦鸣鹤、宇文恪等人沉声道：“今日之辩，意料之中。新旧之争，非口舌可定，乃时势所趋。杨公所言‘本末相资’，是眼下可行之策。我等不必执着于经义词章之辩，当以实绩示人。新舰可曾试航？伤兵活人几何？纺机是否增效？钟楼可利民生？稻种能否增产？此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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