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益时，他们的立场，便发生了微妙而坚定的转变。他们开始强调“稳定”、“发展”、“不宜操切”，与守旧派形成了事实上、心照不宣的同盟。
第二个更具代表性的场景，在紫微宫的一次小范围“问对”中上演。
这次“问对”，是武则天召见几位核心“新贵”重臣，就“摊丁入亩、以资产为宗”的新税制构想，听取意见。除了李瑾、狄仁杰、韦待价，被召见的还有新任户部侍郎裴明礼（以善于理财、兴办实业著称）、将作大匠宇文恺的后人、现任工部郎中宇文炫（主持多项重大工程）、以及那位在朝议中提出“四策并举”的中书侍郎崔神基。
起初，讨论尚在技术层面。但当天后武则天看似不经意地问及：“若行此新税，诸卿家中田产、商铺、工坊，岁入几何？可能承受？” 时，气氛骤然变得微妙。
裴明礼率先开口，他笑容可掬，言辞圆滑：“天后明鉴。臣蒙圣恩，略通商贾之术，家中确有几处薄产，些许工坊。然臣之产业，皆遵纪守法，照章纳税，雇佣工匠，惠及乡里，乃 新政繁荣之见证，非兼并盘剥所得。新税之法，旨在均平赋役，臣自当拥护。然，税制之改，关乎国本，牵一发而动全身。 臣斗胆进言，商税、市税，方为未来财源之大宗，田亩之税，或可缓图，以免挫伤工商之生机。且清点资产，估值定税，操作极难， 易生纷扰，不若维持现行，逐步改良为妥。”
他巧妙地将“个人利益”包裹在“维护新政成果”、“保护工商活力”的大旗下，实质是反对加征财产税，尤其是对其工商业资产的清查和课税。
宇文炫则从“工程”角度提出“担忧”：“天后，臣掌工程，深知百工运作，资金流转之要。若骤然加税，或清产核资，恐致资金紧张，工程停滞。且田亩、工坊、商铺，性质迥异，价值浮动， 如何统一核估？若标准不一， 必生不公，民怨沸腾。臣以为，税制宜稳不宜变，当前租庸调制虽有不足，然体系成熟，可局部微调，如清丈田亩后，据实征收即可，不必另起炉灶。”
他看似从“专业”角度提出操作难题，实则也是维护现有利益格局，反对触动其通过工程承包、物资采购等积累的庞大财富网络。
最令李瑾和武则天心情复杂的，是崔神基的反应。这位在朝议上慷慨陈词，提出“四策并举”的“改革派”干将，在面对天后看似随意的“家产”询问时，脸上掠过一丝不易察觉的不自然。他沉吟片刻，躬身道：“天后，臣之家资，皆赖俸禄与祖产，薄有田亩，仅供糊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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