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僧一行指着桌上一张拼接起来的、描绘非洲西南岸到好望角区域的海图草稿，眉头紧锁，“据‘海鸥’号与‘探海’号船员分别描述，绕过‘好望角’后，洋流与风向变化剧烈。然两船记录此处海岸走向、岬角方位，颇有出入。‘海鸥’号言绕过角后，海岸折向西北，而‘探海’号图显示，其主力舰队沿岸北行一段后，见一大河口（疑似刚果河），方折向西入大洋。这其间差异，是观测误差，还是海岸本有曲折，两船所见并非同处？”
李瑾俯身仔细查看那些用炭笔和朱砂粗略勾勒的线条与注记，又对照着墙上自己那幅标注了许多问号的“猜想图”。他前世的地理知识在此刻发挥了关键的指导作用，尽管细节模糊，但大洲大洋的基本轮廓和相对位置是刻在记忆深处的。
“应是有曲折。”李瑾用一根细木杆指着草图，“‘好望角’是非洲大陆最南端的突出部，绕过之后，海岸线先折向西北，然后逐渐转为北偏西，再转向正北。‘海鸥’号返航匆忙，可能只记录了角后最初一段。而郑和主力舰队北行更远，见到了大河，那里海岸线可能又有一个向内的海湾或转向。可将此处暂标为未知海湾，留待后续探查。” 他根据记忆，大致指出了几内亚湾和刚果河口的位置，当然，用的是“疑似大湾”、“宽阔河口”这样的描述。
僧一行和弟子们认真记录，他们对李瑾这种仿佛“亲眼所见”般的笃定早已习惯，虽觉不可思议，但以往无数事实证明，梁国公的“猜想”往往能切中要害。
“还有此处，”另一名职方司的老制图官指着代表大西洋（图上暂标为“浩渺洋”或“西海”）的大片空白区域，以及上面代表“新陆”东岸的、一段模糊的曲线，“‘探海’号自述横渡大洋，向正西航行约两月余（实际时间可能因记录误差和海上无参照物而失真），方见陆地。然其所绘‘新陆’东岸这一段，与归航时另一条航线（沿洋流先向东南，再折东）估算的距离，似乎对不上。且其对海岸山脉走向、河流位置的描述，与图上所标，颇有偏差。这‘新陆’之广袤，究竟几何？其东岸是如我中土般漫长，还是另有曲折？”
这是一个更核心的难题。缺乏精确的经度测量手段（虽然李瑾早年改良了牵星板、指南针，并提出了利用月相、木星卫星等天文方法测定经度的理论，但实际操作极其复杂困难，远航中难以常规应用），远洋航行的定位主要依赖纬度观测（通过测量北极星或太阳高度角）和航速航向的估算，误差积累非常惊人。“探海”号能大致确定自己发现了新大陆，并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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