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实、规范，严格按照《宪章》与既有流程。没有惊人之语，没有独断专行，也没有激烈的争论。一切都显得那么“正常”，那么“按部就班”。一些经历过则天、李瑾时代的老臣，心中或许会掠过一丝极淡的怅惘，怀念那个虽然压力巨大、但总能见证奇迹与变革的年代。但更多相对年轻的官员，则感到一种“理应如此”的踏实。决策的过程是可预期的，责任是清晰的，他们只需要在自己的职权范围内，遵循制度，做好分内之事。
朝会散去，新任的吏部侍郎姚崇，一位年约四旬、精明干练的官员，与同僚一边走向衙署，一边低声交谈。姚崇是“永贞新政”下培养出的第一批“新学”进士，精通算学、律法，长期在户部、地方历练，以实干著称。他感慨道：“如今议事，倒是清爽许多。凡事有章可循，有例可援。利弊得失，多在明处争论，倒省了许多揣摩上意、言不由衷的功夫。”
同僚苦笑：“清爽是清爽，只是……总觉得少了点什么。当年则天皇后与李公在时，常有不拘一格之想，石破天惊之策。虽有时令人心惊胆战，却也常开新局面。如今……”他没说下去，但意思明白，如今一切按制度来，稳妥有余，开创性似乎不足。
姚崇却摇摇头：“开创艰难，守成亦不易。能将先贤开创之局面稳稳守住，使其深入人心，成不可动摇之制，便是大功。至于新的开创……水到渠成时，自有后来人。你我看似按部就班，实则每日处理的案牍，解决的难题，不都是在推动这帝国巨轮前行么？只是不似当年那般惊心动魄罢了。”
他的话语，代表了一代“新人”的心态。他们成长于“新政”时期，求学于新旧学问交织的环境，出仕于制度逐步定型、实务备受重视的年代。他们对李瑾和武媚娘怀有敬意，但那份敬意更多是对开创者的历史性崇仰，而非对在世权威的绝对服从。他们更习惯的，是在既定规则下施展才干，通过具体的政务处理、政策执行来体现价值。他们或许缺少了一点开天辟地的传奇色彩，却多了几分务实、专业与对制度的敬畏。帝国的日常，正是由成千上万个“姚崇”这样的中坚官员，在各自的岗位上，依据“祖制”与“新规”，一点点推动着。
在格物院，这种“新人时代”的特征同样明显。山长苏颂主持的年度成果评议会上，各科大博士展示的，多是改良而非革命性的进展：更高效的纺纱机齿轮组、更精确的星图修订、增产有限但抗病性更好的新麦种、提纯工艺略有进步的“猛火油”……没有李瑾在世时那种令人瞠目结舌的“神启”般的发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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