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晨六点，香港国际机场。晨雾尚未散尽，航班起降的轰鸣声已拉开新一天的序幕。老陈穿着不起眼的卡其色夹克和休闲裤，背着一个半旧的摄影包，混在前往东南亚的旅行者中，神色平静地通过了安检。他的护照上是一个普通的名字和身份，摄影包里的设备经过精心设计，除了几台真正的老旧胶片相机和镜头作为掩护，夹层里藏着经过改装的便携式扫描仪、信号检测器、加密卫星通讯模块，以及一套应急的伪装工具。他看起来就像一个再普通不过的中年摄影爱好者，奔赴一场说走就走的怀旧之旅。只有他自己知道，摄影包的衬里内侧，缝着王磊交给他的最后一点应急现金，以及一张写着曼谷紧急联系方式的纸条。
同一时间，曼谷素万那普机场，一个身材精瘦、穿着 Polo 衫和休闲裤、戴着一副普通太阳镜、看起来像普通商务客或导游的亚裔男子，不紧不慢地走出了到达大厅。他几乎没有行李，只挎着一个小型旅行袋。他看似随意地扫视着接机的人群，目光在一个举着“接陈先生”牌子的当地司机脸上停留了不到半秒，随即自然地走了过去，用流利的泰语低声交谈了几句，便跟着司机上了一辆普通的丰田轿车。轿车驶离机场，很快汇入曼谷早晨繁忙的车流。这个男人，就是“灰雀”。
他们的目的地，都是清迈。但路线、交通工具、甚至抵达时间都被精心错开。老陈从香港直飞清迈，抵达后将先入住一家预定好的、远离古城和游客区的普通旅馆。“灰雀”则从曼谷经陆路或短途航班前往清迈，具体方式未知，这是他自己的安全程序。两人将在清迈古城外一个事先约定的、不起眼的路边咖啡馆进行首次非正式碰面，确认身份和任务细节。所有安排，都最大限度地遵循了隐蔽、分散、降低风险的原则。
就在老陈的航班冲上云霄时，北极星香港办公室内，气氛凝重到了极点。距离瑞丰信托的最后通牒期限——上午十点，只剩下不到四个小时。鼎晟的律师已经发来了措辞近乎最后通牒的邮件，声称“若上午十一点前仍未收到贵司对文件提供要求的完全、实质性回应，将不再另行通知，即刻向法院提交强制执行申请及财产保全请求”。
办公室里的每个人，都清楚这几个小时意味着什么。留下的员工们虽然仍在工位上，但敲击键盘的声音明显稀疏了许多，空气中弥漫着一种等待判决的压抑。周敏的办公室门紧闭，但不时传出她刻意压低、却又因焦急而略显尖锐的电话交谈声，她在做最后的外交努力，试图稳住其他几家较小的债权人，至少不要在这个上午集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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