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响了。
谢依兰。
“你在哪儿。”
“住的地方。”
“谭伯年的案子，你收到卷宗了？”
“收到了。”
“你能出来吗？水退了。”
楼明之看了看窗外的雨。“水没退。”
“我这边退了。南门大街地势高。”
“你怎么知道谭伯年的案子。”
电话那头停了一下。不是犹豫，是组织语言。谢依兰说话有一个习惯——从不迟疑，但会在开口前留一个很短的空白。那个空白不是犹豫，是把想说的话在心里排好队，一句一句来。
“谭伯年是我师叔的旧识。二十年前，他在青霜门所在的青云镇上开古董店。青霜门覆灭之后，他搬到镇江，关了原来的店，重新开了一家。改了名字，改了招牌，连经营品类都从杂项改成了瓷器。像是要跟过去彻底切断。”
“你怎么知道的。”
“我师叔的日记里记的。上个月我在整理他留在老宅的遗物，翻到一本1984年的账本。账本中间夹着一张便条，上面写着——谭伯年，青云镇南街37号，收老玉。”
楼明之把手机换到左手，右手伸进裤兜里。裤兜里有一枚铜钱，是恩师留给他的遗物之一。铜钱是道光年间的，正面“道光通宝”，背面满文。他不收藏古钱，也不懂。但这枚铜钱他摸了十几年，铜色从黄摸到紫，从紫摸到黑。人的手能把铜钱摸黑，也能把心去摸成硬的。
“我现在过去。南门大街几号。”
“176号。店名叫‘旧时轩’。”
“你到了？”
“到了。门口拉了警戒线，进不去。但我在对面的馄饨店里。”
楼明之挂掉电话，换上出门的衣服。外套是防水的，但袖子肘部磨薄了，雨大一点就会渗进来。他不在乎。人对一些小事不在乎，往往是因为心里装着更大的事。
南门大街176号是一栋两层的民国老楼。一楼是店铺，门面不大，木门板上了大半，只留一扇供人进出。门楣上挂着一块匾，“旧时轩”三个字，隶书，描金。金字褪了色，露出底下灰白的木胎，像是金字自己从匾上慢慢走掉了。
警戒线在门口拉了三道。最外面一道黄色的，上面印着“公安”两个字；中间一道蓝色的，什么都没印；最里面一道白色的，是现场勘查用的标记线。三道线，一道隔开看热闹的人，一道隔开不相干的人，一道隔开活人和死人。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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