并不是任何科研项目，都是想提前就能提前的。
某些科研项目的前置条件是非常多的，尤其是需要各种科学工具的研究项目，没有必要的科学工具，没有前人的研究，某些项目是费尽心思也做不下去的。
因此，提前的成本就是你需要站的更稳，并将脚抬的更高，因为前面的台阶不仅没有巨人的尸体了，还有人可能将自己的尸体塞在你的身前，身侧乃至于身后，结果导致科研竞赛如期发生。
在这方面，欧洲的实验室其实比较有心得。
许多中国学生去了欧洲读书或者进修之后，都会深有体会的说：“欧洲做研究的人太有耐心了，多少年就研究XX问题，小成果根本不发表，就冲着大成果去……”
不管欧洲实验室的体制如何，他们的确是如此做的。
这种做法，其实就是自己给自己生产垫脚石，有了什么发现，先不发表，以免引来群狼，就自己默默的继续往下做，直到有了大发现为止。
然而，欧洲实验室的科研方式，在G蛋白偶联受体的领域内，是备受挑战的。
因为G蛋白偶联受体一个领域内，扎堆着大量的科研实验室，而且以大中型的科研实验室为主，他们并不都是欧洲模式的。
如此小的一个领域内，有如此多的科研实验室，结果就是科研竞赛无比的剧烈，大家都争着抢着的发表结果，欧式实验室藏着捏着不发表的结果，可能没过几天，就有类似的数据和研究，被其他实验室给发表了出来。
这么一来，秉承欧式操作模式的实验室，很可能血本无归——对实验室来说，成果就是生命，不管投资人是资本家、国家还是个人，总归都是想要见到成果的，最起码，也是倾向于把钱投给有成果的实验室。
当然，欧洲许多实验室的投资人多是耐心而官僚国家资本，甚至是更加耐心的家族资本，所以能够忍受较长时间的无成果状态，但是，较长时间对应的无成果状态，对应的是偶尔的大成果状态，而不是自始至终的无成果状态。
所以，在G蛋白偶联受体领域，许多欧洲实验室不是折翼而归，就是移风易俗了。
不过，杨锐面对的情况又不一样了。
他虽然还是需要抬高脚，但只要选择的方向恰当，他说不定就能弯道超车。
实在是因为G蛋白偶联受体领域太难了。
科学家们从60年代开始做，做到八十年代，再到10年代，虽然将G蛋白偶联受体领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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