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赦令文稿又交给翰林出身的文官润色，晓之以理，动之以情，洋洋洒洒数千言。
这回崇祯倒是没有再反对，他也看出朝堂上绝大部分官员都投向了皇太子，无论是从感情上考虑还是现实的皇室和睦考，他都没有反对的理由。
只是皇权遭到侵犯终究不是一件令人高兴的事，崇祯因此连着五天不肯接受朱慈烺的晨昏定省。
然而他这一点点小别扭也没有妨碍到朱慈烺，反正朱慈烺早就给这位皇父贴上了
“不成熟”的标签，每天照例去领一碗闭门羹，尽尽人子的义务罢了。《特赦令》掀起的官场争论倒是不大。
现在的官员已经习惯了在报纸上吵架，非但各种地方小报，就连《皇明通报》也有专门的版面给他们争论施政得失，因此送到崇祯面前
“垃圾帖子”倒不是很多。而且同时看到正反两面的论战，也让崇祯在判断上更为谨慎。
朱慈烺并没有将报纸视作
“民主”大杀器，对他来说，能够控制舆论、增加工作效率，这才是报业存在的意义。
最多就是让民众有个发泄渠道，反正不喜欢的可以不看。到了北面，这《特赦令》却掀起了一股巨大的风暴。
几乎所有节行不全的官员，都收罗了一份南面来的报纸，将特赦令供在自己家里。
有些书肆为了挣钱，单独刊印《特赦令》，卖给那些官员，黑话叫做
“保心丸”。之所以要用黑话，因为多尔衮很快就针对《特赦令》发布了第二条愚蠢透顶的令旨：敢私藏、传播报纸者，斩！
轻信者为奴！有哪个被抓住的人会承认自己轻信报纸？所以被抓住的，都是人赃并获以私藏、传播之罪被斩首了。
于是汉官再次出现了弃官潜逃的风潮，最高的一日竟然达到了十余人。
其中犹有吏部侍郎陈名夏，带着两个家人弃官南下，在天津上船出海，在莱州上岸，奔赴济南行在。
朱慈烺在济南安排了一次宴会，虽然皇太子本人没有出席，但是去了一位阁老，许多与陈名夏有关系无交情的官员也奉命捧场，每人都做了许多诗词，集结成册，免费刊印。
朱慈烺之所以对陈名夏格外关照，不单单是因为吏部侍郎官高位重，同时也是因为陈名夏实乃大明失节官员的典型。
甚至可以说，整个大明都不会有人比陈名夏更加没有操守的了。陈名夏字百史，江南人氏，乃是崇祯十六年的探花郎，初授翰林修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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