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是有备而来，胸有成竹地道：“陛下，刘阁老所言固然有道理，但各省皆有徭役，为何某些行省的税额就格外低？就以浙江为例，全省气候温暖，雨水充沛，水稻一年二熟，又无特殊徭役，税粮定额却仅为二十税一。而且各府亦不尽然，杭州府土地最多最肥沃，每岁纳粮却在各府中排在最末，且年年征不够足额，又是甚至连定额的七成都不够，岂非咄咄怪事？”
陈赞化也趁机插言道：“臣曾任太湖县知县，深知其中之弊。官府征粮，并不挨家挨户上门去征，而是包给若干大户。大户向各户代为征粮后，再集中缴纳官府。然而这些大户往往欺上瞒下，对下面足额甚至超额征收，对官府却抵赖征不上粮，只交七八成，年年皆是如此，竟成惯例。臣以为此弊甚深，不可不除，然未几调任京师，恐怕那里至今仍是如此吧！”
这时周延儒的党羽、户部郎中张延拱也添油加醋地道：“大抵越是富庶之地，坐拥数十顷、上百顷甚至千顷以上的大户越多，所需纳粮的数额也就越多。为了达到少纳粮的目的，这些人往往无所不用其极，官府亦拿他们没有办法，甚或官府中本身就有吏员收受贿赂，自然也不肯对他们深究。
“时间久了，欠征竟成定例，然后在新定例的基础上继续欠征，遂成各地税率相差甚远之局。浙江还不是最严重的，像湖广地区素为鱼米之乡，税亩二亿二千万余亩，为浙江数倍，然则税额不相上下。臣以为即使朝廷不为多征，出于公平起见，也该彻查各地税亩，重定税额。否则即成鞭打快牛，更助长抵赖之风。”
其实田赋中的猫腻由来已久，哪个大臣都多多少少知道一些，周延儒和张延拱所只不过是冰山一角，这也算是通行多年、已经得到默认的“潜规则”。官僚阶层本身就是“潜规则”的受益者，二百多年来已经习以为常，此时突然有人提出要清查整顿这种现象，他们当然极不情愿。欲想反驳，但这本来就是“潜规则”，根本上不得台面，一时间竟无人敢于出言与周延儒等人辩驳。
朱由检也早就想对明朝的田赋制度动大手术了，但苦于没有一个合适的契机。现在正好借题发挥，问户部尚书王在晋道：“王尚书主管户部，周延儒、陈赞化、张延拱所言可是有的？”
王在晋苦笑着答道：“回陛下，确实如此。但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户部虽早知各省税赋不均不尽合理，然难以深入地方彻查，能因循旧例，勉强完成当年田赋征收已属难得。”
朱由检听罢立即拂袖而起道：“田赋乃是朝廷至重之事，怎能是一笔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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