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所说的“三不畏”是：“天变不足惧、人言不足畏、祖宗之法不足守”，意思是：天象的变化不必畏惧，祖宗的规矩不一定效法，老百姓的议论也不需要担心。
赵兴重新坐了下来，神‘色’颇为不耐烦：“王荆公是个不讲究守规矩的人，他蔑视规则，所以他变法打破了所有的规则，然后他继续蔑视规则，包括他为变法而制定的新规则，所以这个人是个规则破坏者，而不是新世界的建立者。新党变法，以他为旗帜，必然会把变法‘弄’成‘变着法子从老百姓手里掏出钱来装入自己的口袋’，这也是历史的必然。”
“怎么能这么说呢？刚才太尉不是也说，传统无须顾忌，只要不断创造就行，王荆公不是创造新法吗？……”
“王安石不是创造，他是破坏”，赵兴已经想丢开这个话题了，所以他很不恭敬的连名带姓直呼王安石：“王安石变法前，‘诱’‘惑’官家说，他能做到‘民不加赋而国用足’，那么，他的变法，对老百姓‘加赋’了没有？”
这话是扇新党的耳光，连最坚定的新党成员都无法否认，变法时期对老百姓确实加赋了，所以才会涌现出数百万失去土地的农民。也就是说：王安石打着“民不加赋”的旗号变法，首先做的却是加赋。他变法建立一个新规则，首先不遵守这条规则的是他自己。
赵兴再问：“民已经加了赋，‘国用’足了吗？”
那位官员不说话了，许久，憋出一句：“想当年，国家的财赋收入虽然上去了，但熙宁开边，又把钱都用完了。”
“好吧，‘变法是为了老百姓’——如果让老百姓‘交’出钱来，让老百姓忍受暂时的痛苦，回头把这笔钱再‘花’到老百姓身上，也可以原谅，然而却‘花’到了对外战争上……我不是说发动对外战争不好，因为我本身才是大宋朝最大的战争贩子。
但是，这场战争对国家有什么益处，对老百姓有什么益处？在我看来，不过是一场形象工程而已，‘花’空了国库，苦累了老百姓，打下一片地方却又守不住，转回头‘交’给当地胡人羁绊自治，回头又丢掉了——那群胡人为熙宁开边、为大宋百姓做了什么，要把胜利成果‘交’给他们？
那位规则破坏者绝对是一头不折不扣的猪，连自己的胜利都不维护，这样的人，不是我朝的祸害吗？”
赵兴说的这些话，绝对是苏派观点，那位不可救‘药’的乐天派苏轼观点没有这么‘激’烈，因为苏轼活在世上，只专心傻乐去了，无论多么恶略的处境，他都能自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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