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已经不是这学校的员工了，人家也没有义务帮我转信件，所以，我还是忍一忍算了。毕竟，朱玲还在这里工作。
可我从信中得知二哥对父母的态度，我有些不解了。他家三个孩子读书，确实负担重，但有困难应该大家商量，不能说出这种不该说的话呀。
我完成了普九档案后，去区上开党组织转移介绍信，再去县里转移，顺便去拜访了宣传部的苏副部长和冯科长，再去李坎主任的家。向他汇报了这两个月的工作。他要我不要光待在办公室看文字，尽量下乡跟群众打交道，熟悉基层业务。他眉飞色舞地谈起了近期的北京之行。他那兴奋，让我都激动了。他这次去北京参加全国幸福工程表彰会，他跟主委会的王主任握手并合影留念，这荣誉来之不易。汉城的这项工作得到了北京的肯定，我为他骄傲。他本来想再跟我聊一会，我再请他们家三人一起吃晚饭，可一个电话来了，他不得不去陪县领导在席间说事。我只好回家休息。等次日乘仙姑区的班车。
漫长的十月过去了，时间来到了新的一月，新的一周。我请岳父余母上街吃早餐后，还跟他们送了一百钱，说自己现在收入高多了，只是辛苦他们在家带孩子。我有表示感谢的意思，却又说不出口。
在仙姑区连续忙了两天。我按照朱玲的吩咐：生活要有规律，按时吃饭多吃水果蔬菜，不要熬夜，于是我去买了二十斤苹果，放在寝室，有空就吃，保证营养。这天晚上，大院静静的。我下楼，打开办公室门，去跟扬媚打电话，想把我已经成家的事实告诉她，这样以后就没有任何牵挂。可是，她接到电话后，一直在哭泣，我再也没有勇气跟她说什么了。这是我们最后一次通话。
躺在床上，我头望着天花板，过去与扬媚的一幕幕展现在眼前。一阵敲门声打断了我的思绪。朱娟来约我，几个姑娘叫我一起去陪她们跳舞。确实因半个月的检查，我们一直在山上跑，哪里有精力与机会跳舞呀。
已经觉察到朱娟的舞步退化不少，便好好再补了补课，我再次大汗直冒。晚上回来，她陪我上四楼，说还想耍一会，还久没有交流了。我跟她聊天后，叫她早点回去休息，免得让人误会。我还跟她提醒了关于机关人与人之间的复杂性，要多留个心眼。她是聪慧的姑娘，她说她从这短短的几个月看出了一些端倪。她借了一本《复活》，正准备下楼，就听见楼下有人在吼朱娟的名字。我们都听出来了，是车主任那大喉咙，怎么办？我开门出去，躺在栏杆上探头往下看着，问道：车主任，这么晚了，你喊她有啥子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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