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一遍，但她自己再也没回去住过。
有些地方，不是因为不好才不回去。是因为太好了，好到一碰就疼。
出租车停在一条窄巷子口。巷子很旧，路灯昏黄，两边是上了年纪的居民楼，墙皮剥落，露出底下斑驳的红砖。苏砚拎着高跟鞋，光脚踩在水泥路上，走得很慢。陆时衍跟在她身后两步的距离，没有追上去并肩，也没有落后太远。
这个距离，是他花了两年时间才学会的。
苏砚在一棵银杏树下停住了。树很老了，树干粗得要两个人合抱，树冠遮住了大半个路面。树下有一张石凳，凳面上落了一层薄薄的灰。
“这里，”苏砚指着那张石凳，“我爸最后一次来看我，就坐在这儿。那时候他已经被债权人追得没地方住了，瘦得脱了相，但还是给我带了一袋橘子。他说，‘砚砚，爸爸对不起你’。”
她顿了一下。
“我当时怎么说的？我说，‘你走吧，以后别来了’。那时候我才十六岁，以为恨一个人就能让自己不难受。”
陆时衍没说话。他走过去，在石凳上坐下来，从兜里掏出一包纸巾，把旁边的位置擦干净。苏砚看了一眼那个被擦过的位置，慢慢坐下来。
夜风从巷子口吹进来，银杏叶子沙沙地响。远处有人在放歌，是那种老式的收音机，断断续续地唱着一首二十年前的流行曲。苏砚仰起头，看着头顶密密层层的银杏叶，忽然问：“陆时衍，你恨过你导师吗？”
“恨过。”陆时衍回答得很快，“在他被带走的第二天，我去他办公室收拾东西。他的抽屉里有一张照片，是我刚进律所时跟他拍的。照片背面写着——‘时衍，吾徒如子’。我看着那几个字，蹲在地上哭了半小时，不是因为感动，是因为我觉得恶心。他骗了我那么多年，连一张照片都要拿来当道具。”
“后来呢？”
“后来有一天，我在法庭上打赢了一场官司。走出法院大门的时候，忽然想起他教过我的一招——用对方的逻辑链反证对方的诉求不成立。那招是他最得意的庭审技巧，那天我把它用到极致了。”陆时衍的声音很轻，“我站在法院门口，忽然觉得不恨了。不是因为原谅，是因为我终于有勇气承认——他教我的东西，有一部分是真的有用的。承认这一点，比恨他更难。”
苏砚沉默了很久。久到巷子口那首歌放完了，收音机里传来沙沙的电流声。
“我爸留给我一样东西。”她从随身的包里摸出一个东西，递给陆时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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