斗，双方互有胜负，这场起义也成为了大奉朝统治后期的一大隐患。
永昌五年，凛冽的寒冬尚未完全褪去，湖广大地便已被饥荒的阴霾笼罩。从正月到四月，滴雨未降，田地龟裂，庄稼颗粒无收。官府的赋税却丝毫未减，饿殍遍野的惨状在沔阳（今湖北仙桃）尤为触目惊心。
走投无路的农民中，杨清与丘仁站了出来。他们深知，与其在家中等死，不如揭竿而起，为自己和乡亲们搏一条生路。这年春末，两人振臂一呼，数百名饥民迅速聚集，一场反抗暴政的起义在沔阳正式爆发。杨清自称“天王”，丘仁则被推举为“将军”，他们带领起义军活跃于洞庭湖水域及周边州县。
凭借着对地形的熟悉和灵活的战术，起义军神出鬼没，多次击败前来镇压的官军。他们穿梭于洞庭湖的烟波浩渺之间，时而突袭官府粮仓，开仓放粮救济饥民；时而伏击官军船队，缴获武器粮草。一时间，起义军声势大振，周边饱受压迫的农民纷纷前来投奔，队伍不断壮大。
然而，起义军的迅猛发展引起了明廷的恐慌。朝廷急派刑部尚书洪钟总督湖广军务，调集重兵围剿。在官军的层层包围下，起义军的活动空间被不断压缩。最终，在麻穰滩一战中，起义军陷入重围，虽浴血奋战，却因寡不敌众惨遭失败。杨清、丘仁战死沙场，这场因饥荒而起的农民起义，最终被淹没在血泊之中，但它却像一颗投入湖面的石子，在湖广地区激起了反抗的涟漪。
几乎在杨清起义爆发的同时，北方的大地上也燃起了反抗的烽火。十月，河北霸州（今河北霸州）的刘六、刘七兄弟与杨虎等人，正式举起了反抗明朝统治的大旗，这场起义后来成为明中期规模最大、影响最深远的民变之一。
起义的爆发并非偶然。明朝中期，河北地区的农民深受“马政”之苦。官府强令农民充当养马户，不仅要承担繁重的养马任务，还要为马匹的死伤负责，许多农民因此倾家荡产。再加上土地兼并日益严重，地主豪强与官府勾结，对农民进行残酷剥削，社会矛盾已到了一触即发的地步。
刘六、刘七兄弟本是任侠好义之人，因不堪官府压迫，早已集结了一批志同道合的伙伴，以“响马”的身份劫富济贫。正德四年，宦官刘瑾派御史宁杲到河北镇压“盗贼”，宁杲采用残酷的连坐法，大肆屠杀无辜百姓，刘六、刘七的家属也惨遭迫害。忍无可忍的他们，终于在十月正式发动起义。
起义军初期以骑兵为主，机动性极强，他们在河北、山东一带纵横驰骋，迅速攻克了博野、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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