士绅合法产业，岂非动摇国本，寒了天下忠良之心？且度田之事，牵涉极广，若操之过急，引得地方汹汹，大户惊惧，恐生民变！前朝教训，不可不察。”
这便是核心矛盾。一派（以刑部、御史台部分官员及北门学士为代表）认为，土地兼并已到非严厉整肃不可的地步，必须打破地方官绅的“自查”谎言，派遣强干御史，深入乡里，甚至允许百姓告发，彻底清查非法占田，务必还田于民。而另一派（以裴炎及部分出身高门、与地方利益勾连较深的官员为代表）则认为，当以“稳定”为重，承认现有土地占有格局的“既成事实”，在“不引发大动荡”的前提下，进行有限的、温和的“清理隐户”、“核实赋税”，对真正的“兼并”采取“既往不咎，下不为例”的绥靖政策。他们不断强调“法不责众”、“牵一发而动全身”、“恐伤朝廷柱石”。
裴炎本人态度微妙。他并非完全反对抑制兼并，也深知其中危害。但作为关陇集团的代表之一，其家族、门生、故旧中，不乏大地主。更重要的是，他身居宰辅，首要考虑是朝局稳定和他个人政治地位的稳固。他担心若支持李瑾、狄仁杰等人的激进方案，会彻底得罪天下大部分拥有田产的官僚、士族、勋贵，将自己置于孤立无援的境地，甚至可能引发朝堂分裂和地方动乱，届时他将首当其冲。因此，他更倾向于一种“稳健”的，或者说“和稀泥”的度田方案。
“相王殿下，” 裴炎转向一直沉默聆听的李瑾，语气凝重，“度田之事，关乎国脉，诚宜慎重。老臣非是阻挠，实是忧虑。若依王郎中之议，遣酷吏，许告讦，穷究田产来源，则天下州县，必是诬告横行，人人自危，良善士绅，亦难幸免。胥吏借此勒索，地方借此生事，恐兼并未抑，而天下先乱！且田产经年，买卖多次，契约真伪、有无逼迫，时隔久远，如何查得清？若强要追索，翻几十年旧账，则狱讼盈庭，永无宁日！此非治国之道，实乃取乱之道也！”
他顿了顿，继续道：“老臣以为，当以核定现有田亩、清理隐户、均平赋税为主。承认永业田、口分田现有占有事实，重点核查有无新近非法侵夺、及田亩隐匿以逃赋税者，对此类，严惩不贷。对过往积年形成的田产格局，除非证据确凿、民愤极大之恶性兼并，否则宜暂不深究。同时，严禁今后非法买卖、侵占官民田产。如此，既安士绅之心，又增国库之入，亦可稍抑兼并之风，徐徐图之，方为上策。”
这几乎是公开为既得利益集团张目，将清查范围限定在“新近”和“恶性”，实际上保护了绝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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