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安的漫天大雪，为“日月二圣”的葬礼覆上了天地同悲的素缟。但这缟素之色，并未止步于帝国的疆界。当李瑾与武则天相继去世的噩耗，通过四通八达的驿路、穿梭于丝绸之路的商队、往来大洋的海船，以及各国常驻长安的使节，传向四方时，一股同样深沉、并夹杂着敬畏、惋惜与战略考量的哀悼浪潮，开始从已知世界的各个角落，向着长安这座伟大的都城汇聚。这不仅仅是礼节性的吊唁，更是一次对大唐帝国空前影响力、以及对那两位塑造了这一影响力的传奇人物的集体确认与致敬。
最先正式抵达的，是近邻与藩属的使团。
吐蕃的吊唁使团由一位位高权重、精通汉学的宰相亲自率领。他们带来了赞普的亲笔唁文（以汉、藏两种文字书写）、珍贵的吐蕃金器、药材和氆氇。在鸿胪寺安排的正式觐见和祭奠前，这位宰相私下对接待的唐朝官员感慨：“李公之智，如大昭寺的金顶，光照雪域。他所定茶马五市、划定疆界、设立榷场之策，使我吐蕃百姓得享太平，得贸易之利。天后之威，如冈底斯神山，令诸部慑服。二圣既去，犹觉雪山失色。” 其言并非全为外交辞令，李瑾在稳定唐蕃关系、推动经济融合上的务实策略，武则天时期对吐蕃的军事压制与政治怀柔相结合，确实为吐蕃带来了数十年的相对和平与发展，其上层对此感受复杂但深刻。
突厥、回纥、契丹、奚等北疆诸部的首领或王子，也纷纷亲自或派遣重臣前来。他们带来骏马、貂皮、猎鹰。一位突厥王子在祭奠时，依照草原礼仪，以刀划面，血泪俱下，声称其父汗曾受李公救命之恩（或指某次调解部落冲突），其部族因遵奉李公所定“羁縻五市、以商止战”之策，方得免于灭族之祸，部众安居。“李公在日，草原与长安，虽有风雪，道路常通。今公归天，我等如失明灯。” 其情感虽可能夸张，但也反映了李瑾的民族政策在一定程度上赢得了部分边疆部族的敬畏与依赖。武则天时期对北疆的强力控制与灵活手腕，亦令他们印象深刻。
东方，新罗、日本的使团规模最为庞大，态度也最为恭谨。新罗王族亲自披麻戴孝（以藩属国世子为君父服丧之礼），献上国中至宝，祭文中将李瑾与武则天比作“尧舜再世，周公孔圣合体”，极尽哀荣。日本遣唐使（此时或已改称“遣大唐使”）更是带来了天皇的亲笔祭文（以汉字书写，文辞古雅哀恸）、大批佛教经典、精美漆器、刀剑。使团正使是一位对汉学有极深造诣的贵族，他在鸿胪寺与唐朝官员交流时，不止一次提到：“鄙国自大化改新以来，典章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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