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州县官吏案头最紧要的日程，变成了农民用来计算家庭收支的常识。甚至在一些偏远乡村，农民们可能不知道当朝宰相是谁，但一定清楚自家该在何时、向何处、缴纳多少“夏税绢”和“秋税粮”。制度，已然渗入了最基层的生活节奏。
科举制经过李武时代的大力推进和规范，其“公开考试、择优取士”的原则已深入人心。尽管门荫、荐举等旧渠道依然存在，但科举，尤其是吸纳了“新学”内容（算学、律学、时务策）的进士科和明经科，已成为绝大多数寒门乃至部分没落士族子弟改变命运的核心通道。国子监、州县学里，学子们苦读的经典中，除了传统的儒家典籍，也包含了李瑾主持编订的《算术精要》、《律疏新义》、《时务通论》等“新学”教材。一种新的知识结构和价值取向，正在一代代年轻士子的头脑中悄然构建。朝堂之上，通过科举、尤其是新学色彩更浓的“制科”晋升的官员比例逐年增加，他们可能不再有李瑾那般超越时代的洞见，但他们思考问题的方式、解决问题的工具，已深深打上了那个时代的烙印。
格物院并未因李瑾的离去而解散或迅速萎缩。狄仁杰等老臣深知此机构对军国实利的贡献，力主保留并给予一定支持。虽然那种天马行空、不计成本的开拓性投入有所减少，但格物院作为帝国最高“实学”研究机构和技术官僚培养基地的地位得以确立。其下设的各“学馆”（如算学、天文、机械、医药、农工等）仍在运转，持续产出着改良的农具图纸、更精确的历法、新的医药配方、水利工程模型等。虽然“奇技淫巧”的批评声从未断绝，但“格物致用”的思想，以及技术进步能带来实际效益（无论是税收、军事还是民生）的观念，已在一部分务实官僚和工匠心中扎根。长安、洛阳等地，模仿格物院模式、由民间资助的较小规模“实验室”或“匠作坊”开始出现，专注于某项具体技术的改进和商业化。
市舶司与商业管理的整套制度，包括相对规范的关税、对海商的保护与约束、进出口货物的管理等，已成为东南沿海港口城市运行的基石。巨大的海船载着丝绸、瓷器、茶叶、书籍驶向四方，也带回香料、珠宝、异域物产和新奇思想。虽然“重农抑商”的古老教条依然回荡在朝堂，但商业带来的丰厚税收、城市繁荣、就业机会，使得任何试图全面开倒车、回到严格“重本抑末”时代的提议，都面临巨大的现实阻力。一个更为活跃、更具流动性的商业社会，已经初具雏形，并拥有了自己的利益代表和话语权。
驿站与信息传递系统的高效网络，已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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