缚。后世史家评论:“则天之后,虽无女帝,然巾帼之气,已不可复抑。”
最后,是一种难以言明却真实存在的帝国自信与开放心态的延续。那个时代,是大唐国力、文化影响力、制度吸引力的巅峰。万国来朝不仅是外交辞令,也是部分现实。长安是当之无愧的世界中心。这种鼎盛时期培育出的自信和气度,并未随着开创者的离去而立刻消散。帝国的官员、士人、乃至普通市民,在对待外来事物、异域文化时,依然保有一种相对平和、甚至略带优越感的开放心态。胡商可以相对自由地贸易,胡风(饮食、服饰、音乐、舞蹈)依然流行,景教、祆教等外来宗教仍有其生存空间。这种自信与开放,是帝国保持活力、吸收养分的重要基础。
当然,这“精神血脉”的传承,绝非一帆风顺。旧有势力的反弹从未停止,新政在推行中产生的弊病逐渐暴露,继任者能力的局限,官僚体系的惰性与腐败基因……种种逆流与挑战,如同礁石,随时可能阻碍甚至扭曲这血脉的流通。狄仁杰等老臣,如同老迈而忠诚的护堤人,竭力维护着河道的基本通畅,但他们自己也深知,堤坝需要不断加固,河道需要持续疏浚,而他们已经老了。
神龙三年的春天,来得比往年稍晚一些。当渭河开始解冻,柳枝萌发新绿时,在国子监的讲堂上,一位年轻的博士正在讲授《时务通论》中关于“预算与审计”的章节。台下,一群来自帝国各州、通过重重考试选拔上来的年轻学子,聚精会神地听着,有人颔首,有人蹙眉,有人奋笔疾书。
在扬州盐铁转运使的衙门里,新任的度支官正对照着最新的“四柱清册”格式(李瑾推广的会计方法),核算着去岁的漕运收支,眉头紧锁,试图找出损耗异常的环节。
在安西都护府,一位参军正在起草给某个归附部落头人的文书,文中引用了《宪章》中关于“羁縻州权利义务”的条款,试图以法理而非单纯威慑,来调解一场草场纠纷。
在洛阳南市,一家新开的“格物斋”里,摆放着改良的纺车模型、新式水磨图纸,以及几本民间刊印的、介绍基础算术和力学知识的小册子。几个工匠模样的汉子,正围着掌柜,热烈地讨论着某个齿轮的改进方案。
在江南水乡,一个老农扶着儿子改良过的、带有活动犁铧的曲辕犁,在湿润的田地里划开第一道春耕的垄沟。他直起身,擦了把汗,望着无边的田野,对身边的后生念叨:“这犁,还是当年李公派人下来教的式样改的,好用,省力。这好年景,不容易啊……”
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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