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载货量更大的海上丝路所超越。从广州、泉州、明州（宁波）出发的船队，满载着丝绸、瓷器、茶叶、漆器、纸张、书籍、铁器，乘风破浪，直抵波斯湾、红海，甚至非洲东岸。回程则运来香料、宝石、象牙、珍稀木材、棉花、蔗糖，以及来自更遥远国度的奇特物产。大量的金银，作为贸易结算货币，持续流入大唐，支撑起其庞大的经济体。
技术随着贸易和人口流动而传播。大唐的造纸术和印刷术已沿着贸易路线西传，在撒马尔罕、巴格达、开罗，乃至更西的科尔多瓦（后倭马亚王朝）和君士坦丁堡（新安西城），都出现了造纸作坊和印刷工场，虽然工艺可能不及大唐本土精细，但已极大促进了知识的传播。火药的配方虽然被严格保密，但其制品（烟花爆竹、早期火器）已作为商品或军事技术扩散，深刻改变了从印度到中东乃至欧洲的战争形态。指南针（罗盘）已成为远洋航行的标配，被各国水手采用。大唐的犁、水车、纺织机等农具和工具，也在适合的地区被模仿改进。
与此同时，外来技术也反哺大唐。印度的天文、数学、医学知识被持续吸收；阿拉伯的代数、炼金术（原始化学）、航海技术被借鉴；甚至从更遥远的非洲，也传来了新的农作物品种和驯养动物知识。在新安西城，可以看到大唐工匠与希腊、阿拉伯工匠合作，改进水力机械、建筑穹顶技术、乃至研究来自古希腊的几何学和力学著作的译本。这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技术大交流时代，而大唐凭借其庞大的体量、先进的基础和开放的心态，成为这场交流最大的吸收者和创新中心。
文化与宗教的融合：长安气象，兼容并蓄
长安，依然是这个全球化世界的文化之都。其规模、人口、财富、文化的多样性与活力，举世无双。在长安的西市，你可以买到来自世界各地的商品，听到数十种不同的语言，看到祆教、景教、摩尼教、伊斯兰教、佛教、道教的寺庙祠观比邻而居。鸿胪寺的四方馆内，常年居住着各国使节、留学生、商人、僧侣、学者。
语言：一种以河洛官话为基础，吸收了大量外来词汇（特别是波斯、阿拉伯、梵语词汇）的“长安通语”，成为整个帝国乃至广大贸易区的通用交际语（lingua franca）。在岭南、安西、新安西等地，都设有官办的“译语学校”，培养翻译人才。汉字文化圈进一步扩大，日本、新罗、安南自不待言，甚至一些西域城邦、南洋古国，其上层精英也以能识汉字、读写汉诗为荣。
宗教：大唐延续了其宽容的宗教政策。佛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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