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午十点，维也纳大学附属医院召开术后复盘会。
会议厅的主屏幕上，显示着患者术后四十八小时的动态数据。
来自德国、法国、瑞士、奥地利、英国和意大利的二十多位顶级专家陆续入场。
有人带来了术前影像。
有人准备了手术录像。
还有人将门静脉流量和肝内灌注曲线打印成了厚厚一叠资料。
陆晨坐在长桌一侧，没有准备发言稿。
他只带了一支笔和那份手术记录。
会议开始后，主持人没有立即播放录像。
他看向坐在第一排的弗兰茨教授。
“请您先发言。”
弗兰茨沉默了几秒，缓缓站了起来。
他没有打开投影，也没有先介绍患者情况。
“我需要先承认一个错误。”
会议厅里立刻安静下来。
“在手术开始之前，我反对陆医生接管这台手术。”
弗兰茨看向陆晨，语气没有任何回避。
“我的反对并不是基于患者当时的完整风险，而是基于我熟悉的旧框架。”
屏幕上切出术前影像。
门静脉吻合口完全毁损，肝内微循环广泛阻塞，胰腺残端缺血坏死，肠系膜上动脉分支存在隐匿性损伤。
这些画面在会议室里已经播放过很多次。
可是今天，所有人看待它们的角度已经完全不同。
“按照传统经验，这四种情况同时出现，意味着手术应当转入损伤控制。”
弗兰茨说道。
“我们会尽量维持生命，但不会再尝试恢复完整器官功能。”
他停顿了一下。
“陆医生没有接受这个结论。”
第一段录像开始播放。
画面中，陆晨在深部粘连区域寻找肠系膜上动脉分支。
他没有盲目扩大切口，而是不断调整牵引方向。
每次器械推进前，都会先停下来观察组织的回弹。
“第一项突破，是对隐匿性动脉损伤的处理。”
弗兰茨指向屏幕。
“常规方法要求扩大暴露范围，可扩大暴露会撕裂周围纤维化组织，造成二次出血。”
他切换到陆晨修补动脉的画面。
“陆医生选择利用组织移动的最小安全间隙，先固定血流，再进行局部修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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