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师父查到许又开了。”他的声音有些哑。
“查到了。”老太太说，“查到之后一周，他就出事了。”
屋子里安静得只剩下窗外的雨声。谢依兰站在角落里，从进门到现在没说过一句话。她的目光一直停留在刘建国的照片上，眼神里有某种说不清的东西——像是敬意，又像是愧疚。
她的师门和刘建国的死没有关系，但某种意义上，她和楼明之在追查的是同一桩案子、同一批人。那些人在二十年前杀了她的师门长辈，又在五年前杀了楼明之的师父。刀是一样的刀，握刀的手也是同一双手。
“阿姨，”楼明之拿起那本笔记，“这本我能带走吗？”
老太太沉默了很久。她的手指摩挲着铁皮盒子的边缘，像在抚摸一个活着的、会痛的东西。最后她点了点头。
“带走可以。”她说，“但你得答应我一件事。”
“您说。”
“活着。”老太太的目光像两根钉子，钉在楼明之脸上，“建国走的时候我没能送他。你要是也走了，我这辈子就没脸去见他了。”
楼明之把笔记本塞进外套内袋，扣好扣子，站起来，对着墙上的照片鞠了一躬。
“我答应您。”
两人走出槐树巷的时候，雨下得更大了。谢依兰撑着伞，尽量往楼明之那边靠，但雨还是把他的肩膀浇透了。他像没感觉到一样，走路的步子又大又快，谢依兰几乎要小跑才能跟上。
“你要去哪儿？”她问。
“去找一个人。”楼明之的声音在雨里显得有些闷，“师父的笔记里提到了徐飞白的旧友。这个人我查过，现在还活着，住在城北的养老院。”
“现在去？已经快九点了。”
“他活不了多久了。”楼明之拦下一辆出租车，“肝癌晚期。养老院的人说他最多还有三个月。三个月够许又开杀他十回了。”
出租车在雨夜里穿行，雨刷器来回摆动，把窗外的霓虹灯割成碎片又拼回去。镇江的夜很安静，安静得不像一个正在发生谋杀的城市。
养老院在城北一个叫桃花坞的地方，名字好听，实际上是一片老旧厂区的家属院改造的。出租车在大门口停下来，楼明之付了钱，两人冒雨跑进门廊。值夜班的护士是个四十来岁的胖大姐，正趴在桌上打盹，被楼明之敲桌子的声音吓醒，差点从椅子上摔下来。
“找谁啊？”胖大姐不高兴地揉着眼睛。
“309房的周伯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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