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厅的墙上,挂着张褪色的合影。后排左数第三个是我,穿着借来的西装,领口歪得像条没系好的领带。“这是你最帅的时候,”老向指着照片,“他们现在好多去外面打工,有的当了老板,去年有人还回来捐了台电脑和打印机。”
正说着,门被推开了。老罗扛着个纸箱走进来,额头上的汗珠在灯光下闪:“向主任,新到的教案本。”他看见我,手里的纸箱“咚”地掉在地上,“姚老师?你咋回来了!”
老罗是教务处的老工人,从油印机到电脑打印机,他摆弄过的机器能摆满半个操场。以前我总在晚自习后找他印试卷,他边摇着油印机边说:“姚老师,这字写得漂亮,跟刻的似的。”他老伴走得早,一个人拉扯大四个孩子,一男三女,如今个个成了才,在城里安了家,近的周末总开车回来接他去吃馆子,而在省城那个儿子最能干,美术学院毕业后自主创业,在省城创办了园艺展销中心,名气大呢,每到寒暑假就接老罗过去避暑过冬,真有孝心呀。
“还在忙呢?”我帮他把纸箱搬到桌旁。他咧着嘴笑,露出掉了颗牙的豁口:“闲不住。以前敲铁钟,现在按电铃,都得准时。”他忽然压低声音,“老向总念叨你,说你是块干大事的料。”
中午的鸡汤炖得酥烂,油花在碗里浮着,像片凝固的阳光。老向非要开瓶酒,我以“还在工作”为由推了,他却给自己倒了一满杯:“当年你在这儿时,我总灌你酒,现在该你管着我了。”
饭后在校园里转,老刘识趣地去操场边抽烟。教学楼的走廊里,学生们在大扫除,擦窗户的姑娘哼着流行歌,调子像极了六年前小向常唱的那首。我站在以前的教务处门口,门牌换了新的,却仍能想起靠窗的位置——我在那儿与老罗对坐办公,也写过好多文字,修改过好多篇校刊稿件,还写过好几封寄往文教局的调动申请,一心想回到马伏山老家,照顾年迈的父母,每次都石沉大海,没有任何结果。
“想啥呢?”老向走过来,手里捏着片梧桐叶。我摇摇头,忽然看见墙根的角落里,还立着台老式油印机,蒙着层厚厚的灰,像头打盹的老黄牛。
“舍不得?”老向笑了,“人往高处走。你现在做计生工作,行使行政执法,不也是在教人家怎么过日子吗?”
傍晚的夕阳把校门染成了金红色。老刘已经在门口等着,手里的塑料袋空了,想必是把水果糖分给了放学的孩子。老向送我们到门口,忽然从口袋里摸出个红本本:“给你,当年你参加征文的获奖证书,一直替你收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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