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家的老宅不大，两室一厅，是上世纪九十年代单位分配的那种老房子。客厅里的家具都上了年头，但收拾得一尘不染。茶几上摆着一套青花瓷的茶具，茶杯里已经斟好了茶，冒着细细的热气。电视机柜旁边摞着几摞旧书，书脊朝外，最上面那本是一本泛黄的《法律逻辑学》，封面已经磨损得看不清出版年份。
“那是我大学时候的教材。”沈砚舟从厨房探出头，手里还握着那把葱，“我爸搬家扔了大半个家的东西，这本书没舍得扔。”
沈父坐在沙发上，双手拄着拐杖，有些局促地笑了笑：“砚舟从小喜欢看书，家里最值钱的就是这些书了。林小姐，你坐，别站着。”
林微言在沈父对面的椅子上坐下。她注意到茶几上除了茶具，还有一个相框，里面是一张很旧的照片——照片上沈砚舟大约七八岁，穿着一件明显大了两号的白衬衫，站在一个中年女人身边，笑得露出了豁了半颗的门牙。那个女人眉目温婉，和沈砚舟有着同样弧度微微上挑的眼角。
“那是砚舟的妈妈。”沈父顺着她的目光看过去，声音变得很轻，“走了十五年了。走的时候砚舟刚上初中，我一个人把他拉扯大。”
林微言的手指微微收紧。她想起沈砚舟曾经跟她说过，他妈妈去世的那年冬天特别冷，他站在殡仪馆门口，被冷风吹得眼泪还没流下来就冻在了脸上。他说从那天起他就知道，这个世界上再也没有人会无条件地护着他了。
“后来我病了。”沈父的声音继续响起，没有抱怨，没有煽情，只是在陈述一个事实，像一个老会计在翻一本已经结清了的旧账本，“五年前的事。那时候砚舟刚当上律所合伙人，前途正好。我查出来是肾衰竭，要做移植，手术费加后期的抗排异治疗，加起来不是一个小数目。”
厨房里传来水龙头的哗哗声和砧板上切菜的笃笃声，沈砚舟在做饭，背对着客厅，肩膀微微绷着。他没有回头，但林微言知道他每一个字都在听。
“砚舟那时候有个女朋友，他很喜欢那个姑娘。”沈父忽然说。
林微言的手指猛地攥紧了。
“他每次跟她打完电话，能高兴一整天。那时候他刚出社会，住在律所旁边一个隔断间里，一个月房租八百块，转两趟地铁去上班，但他从来不跟人家说这些。有一回那姑娘过生日，他攒了好几个月的钱，给她买了一件东西——一枚星芒胸针，上面有颗小碎钻。他藏在枕头底下藏了一个月，每天睡前都要打开盒子看一眼，然后傻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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