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陵的雪,终究会融化。梁山的青松,岁岁枯荣。镌刻着简单名讳的石碑,在风雨侵蚀下,字迹也终将漫漶。肉身归于尘土,传奇流于巷陌,一个以他们个人意志为标志的时代,在神龙二年的寒冬,确乎是落下了厚重的帷幕。
然而,帷幕落下,并不意味着舞台就此空寂,戏文彻底终了。当长安城从国丧的肃穆中逐渐恢复日常的节奏,当帝国的官僚机器在短暂的迟滞后重新开始惯常的运转,当农夫在雪融后的田野里查看墒情,商贾在东西二市重开铺面,士子在国子监内捧读经卷……人们渐渐发现,那两位已长眠于梁山之侧的巨人,并未真正离去。他们并未以鬼魂或神灵的形式显圣,却以一种更深刻、更 pervasive 的方式,活生生地存在于这个庞大帝国的每一道肌理、每一次脉动之中。
他们的生命已然终结,但他们所缔造的、赋予这个时代的“精神血脉”,却已深深植入帝国的躯体,并开始自主地搏动、生长、绵延。
这精神,首先具象为一套相对稳固、且被证明行之有效的制度体系,成为帝国难以动摇的“新常态”。
《盛世宪章》及其一系列配套律令格式,并未如某些人暗中期待或担忧的那样,随着主要制定者的离世而沦为故纸堆。相反,在狄仁杰、张柬之等一批深受李瑾思想影响、且自身便是制度受益者和坚定执行者的老臣力主下,在神龙二年的年末大朝会上,经皇帝李显最终首肯,被正式确立为“永制”——即不可轻易更易的根本法典。尽管朝堂上仍有关于某些条款细则的争论(例如关于“预算审核”中政事堂与户部的权限划分,关于“监察独立”的边界),但“国家运行需有法可依,有章可循”、“天子亦当守宪章”的核心原则,已然成为新的****。任何试图绕过《宪章》行事的提议,都会立刻遭到“违背祖制”(此处的祖制,奇妙地变成了李瑾、武后留下的新制)的质疑和抨击。这套制度,如同一张精心编织的大网,规范着从皇权行使到州县吏治的方方面面,也塑造了新一代官员的思维方式和行为准则。那个主要依靠皇帝个人意志和权臣手腕来统治的时代,至少在法理和程序上,一去不返了。
两税法的根基已然稳固。虽然随着时间推移,土地兼并、瞒报等老问题会以新的形式出现,朝廷也必然需要不断调整细则以应对,但“量出为入”、“以资产为宗”、“夏秋两征”的核心框架,已被天下州县和纳税户所熟悉、接受,乃至依赖。它不再是“李公新政”中令人不安的变数,而是变成了“朝廷正赋”,变成了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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