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一天下午的场景后来被苏砚写进了回忆录的初稿里。她给那一章起的标题是《酸辣粉条约》，记录的不是一道菜的做法，而是两个人如何在厨房的方寸之地划定边界、交换条件、建立新的秩序。她写道：
“很多人问我，从一个人到两个人，最难的是什么。不是放下防备——防备在真正的对手面前反而最容易放下。最难的是习惯。习惯冰箱里有另一个人的东西，习惯深夜回家时客厅亮着一盏灯，习惯在说了‘随便’之后有人当真，然后在当真的结果面前，你发现自己并不讨厌这种被安排的感觉。”
苏砚的回忆录开始于婚后第三个月。起因是孟晓渔的一句话。
那天孟晓渔来家里做客，吃完陆时衍做的饭，抹着嘴说了一句：“苏砚，你知道你现在像什么吗？像一个被丢进温水里的冰块，明明在融化，但还保持着自己棱角的形状。你应该把这种感觉写下来。不是为了出版，而是为了将来有一天你忘了怎么融化的时候，能翻出来看看。”
苏砚觉得这个比喻很奇怪，但当晚她失眠了。凌晨两点，她从床上爬起来，打开电脑，在新文档的第一行打下了一句话：“我叫苏砚，三十四岁，正在学习被爱。”
写完之后她盯着这行字看了很久，觉得太矫情，删掉了。又打了一行：“我叫苏砚，三十四岁，目前人生中最大的挑战不是AI，是酸辣粉。”她觉得这个开头还行，就继续往下写了。
她写了自己第一次见陆时衍的场景。那是在法庭上，她坐在被告席后面的旁听席上——因为她是证人，不是当事人。陆时衍作为原告律师站起来做开庭陈述，说的第一句话是：“本案的核心不在于专利权的归属，而在于一个最简单的逻辑——如果你种了一棵树，浇了十年水，然后有人过来说这棵树是他的，理由是他比你更会施肥。”
苏砚当时心里想的是：这个律师的比喻用得很精准。但又想：凭什么他把原告比作种树的人？明明我才是那个种了十年树的人。这种又好气又好笑的感觉，后来成为她对陆时衍的固定感受，贯穿了从相识到相恋到结婚的全过程，从未改变。
回忆录写了一个月，攒了三万多字。陆时衍说想看，苏砚不给。她这辈子给投资人看过商业计划书，给董事会看过财报，给媒体看过公关稿——每一份被看到的文件背后都有明确的目的和精密的计算。但这三万字不一样，里面没有任何目的，只有她二十年没对任何人说过的话，包括对父亲的那句“对不起”，包括对童年自己的那句“你做得很好”，包括对陆时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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