紫英望向窗外，街对面的屋顶上还残留着未化的积雪，“我以前在律所的时候，一年到头都在跑案子，脑子里永远有七八条线同时转，热得发烫。那种热，你们知道的——不是累，是烧。烧到最后，你连自己是谁都想不起来了。”她转回头，看着他们，“这里冷得刚刚好。冷到让你保持清醒，但不会冻死。”
苏砚端着茶杯，没有喝。她注意到薛紫英左手无名指上有一道浅浅的戒痕，但手指上什么也没有。她没有问。
那天下午，三个人坐在书店里聊了很久。起初的话题是安全的——冰岛的天气，书店的进货渠道，雷克雅未克哪家面包店的可颂最好吃。然后慢慢聊到了当年那些共同认识的人，聊到了导师案之后各自的生活轨迹，聊到了方如海和蒋瑶的孩子，聊到了孟晓渔那部拿了奖的纪录片。
但没有人提那段最锋利的日子。像三个约好了的幸存者，默契地绕过了那片雷区。
直到傍晚。
北欧的冬夜来得早，下午四点天就全黑了。薛紫英关了店门，带他们去海边的一家小餐馆吃饭。餐馆建在黑色的玄武岩悬崖上，窗户正对着北大西洋，海浪在黑暗中咆哮着撞向岩壁，每一次撞击都发出闷雷般的轰鸣。室内却安静温暖，桌上点着蜡烛，老板是个满脸胡子的冰岛老头，用蹩脚的英语推荐了今日的鱼汤。
吃完饭后，薛紫英从包里拿出一瓶酒。
“冰岛的杜松子酒，本地特产。”她倒了三杯，酒液澄澈透明，在烛光下泛着微光，“这瓶酒我在书店开业那天买的，等了快一年，不知道在等谁。今天知道了。”
她端起杯子，没有碰杯，而是独自喝了一口。“去年这时候我刚到冰岛。那时候每天晚上都做噩梦。梦里永远是同一个场景——法庭上，我把录音带交出去的那一刻，导师的脸。不是愤怒，是失望。你们知道吗？是失望。像一个父亲看自己不争气的女儿。梦里我总是跪下来跟他说对不起，一遍一遍地说，但他从来不回答。后来有一天，大概是去年的冬至前后——这里的冬至没有白天，一整天都是黑的——我在书店里整理旧书，翻到一本冰岛诗集，里面有句话：原谅不是别人给的，是你自己种出来的。我把那句话抄下来贴在收银机上，每天看。看着看着，噩梦就少了。”
薛紫英把杯子里剩下的酒喝完，目光越过烛光看向苏砚和陆时衍。“我知道你们不需要我的道歉，但我欠你们一句话——对不起。不是为了被原谅，是因为这句话在我的嗓子里卡了好几年，再不说，我怕它发炎化脓，腐蚀掉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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