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时衍曾经以为，自己也会走上导师的路——不是因为认同，而是因为惯性。人沿着一条路走得太久，就算明知道前面是悬崖，也很难在最后一刻转身。
是苏砚让他转的身。不是用言语，是用行动。她敢在ICU里改技术方案，不是因为她不怕死，是因为她觉得公司几千号人的饭碗比她的命重要；她敢在终极庭审上扑过来替他挡那一刀，不是因为她不怕疼，是因为她觉得有些东西不能被刀捅碎。她是一个一辈子都在还债的人——父亲破产的债，员工信任的债，资本围猎的债——唯独不觉得别人欠她什么。苏砚的父亲被导师设局逼到破产，他当年没有能力为他辩护；现在他为苏砚辩护，不只是为了苏砚，也是为了让当年那个无能为力的自己终于能做点什么。
“陆时衍。”苏砚把水杯放下，转向他，盘起腿来坐在沙发上，离他近了一些。
“嗯？”
“你那条消息——最后那句话，你刚才为什么要遮？”
陆时衍低头看着自己的手。他的手指修长，骨节分明，是一双拿惯了笔和文件的手。这双手在法庭上翻过无数证据，写过无数辩词，却从没写过一封情书。他觉得自己不会写那种东西，写出来一定很糟糕，像法律文书一样干巴巴的，满篇都是“鉴于”和“因此”。
但他现在忽然觉得，不会写也没关系。
“因为我怕你看了会多想。”他说。
“多想什么？”
“多想——我们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
苏砚歪着头看着他，眼睛里那种亮光从尖锐变成了柔和，像对岸的灯火倒映在江面上，被晚风揉碎了，又慢慢聚回来。他的世界里，人情是债，道义是债，连感情都忍不住拿来当债算。可苏砚不同，她的世界里只有值不值得。她觉得值，就不用算。
“你觉得我们是什么关系？”苏砚问。
“我不知道。”陆时衍难得地坦诚了一次，“我习惯了把所有关系都定义清楚——委托人和律师，对手和对手，朋友和朋友。但你不是以上任何一种。”
“那就不要定义。”苏砚说，“我做了半辈子AI，最明白一个道理——最好的算法不是定义出来的，是训练出来的。你给我数据，我给你结果。你对我好，我对你好。这就够了。”
蒸锅的定时器响了。
陆时衍起身去厨房关火，端出那盘蒸鲈鱼。鱼蒸得刚刚好，眼珠突出，鱼皮微微裂开，葱丝在热油里蜷成碧绿的圈，酱油在盘底铺了薄薄一层，颜色不深不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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