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月二十七，杭州。
杭州府学的院子里种着十几棵老槐树，树冠如盖，遮天蔽日。
夏天的时候，这里是最好的避暑去处，绿荫匝地，凉风习习。
冬天的时候，树叶落光了，光秃秃的枝丫伸向天空，像无数只枯瘦的手在抓挠着什么，又像是无数根手指在指着苍天质问。
府学的明伦堂里，黑压压地坐满了人。
明伦堂是府学最大的建筑，面阔五间，进深三间，能容几百人。
此刻，堂里堂外都挤满了人。
堂内坐着的，是杭州府学的教授、训导，以及浙江各府州县的学官代表，黑压压地坐了好几排。
堂外站着的，是杭州府学的生员——秀才、廪生、增生、附生，还有几个慕名而来的举人。
他们穿着各色各样的儒衫，有的青布，有的蓝布，有的绸缎，有的棉布。
他们的脸上写着不同的表情——有的愤怒，有的恐惧，有的焦虑，有的迷茫，有的攥紧了拳头，有的咬着嘴唇，有的低着头一言不发，有的仰着头望着天空。
所有人的手里都攥着一份邸报，或者一份抄录的邸报副本。
邸报上的字很小，密密麻麻的，但每一个人都看得仔仔细细。
他们看了很多遍，每一遍都看得比上一遍更慢，每一个字都像是一根针，扎在他们心上。
尤其是其中那一段，反复被抄录、被传阅、被讨论——
“往后恩科的考题，朕要改。不再只是经义、策论，还要考实务——农政、水利、赋税、刑名、边防。不会做事的，文章写得再好，朕也不要。”
这段话，像一把刀，捅进了在场每一个读书人的心里。
坐在正中间的是浙江提学副使吴宽，他今年五十出头，身材高大，面容方正，穿着一件半旧的官服，坐在主位上，面前摆着一壶茶和几碟点心。
但他的脸色很不好，不是惨白，是一种近乎透明的白，像是被什么东西抽走了血色。
他的目光在堂内堂外缓缓扫过，看着那些年轻的面孔，看着他们眼中的愤怒和恐惧。
他在心里默默地叹气——他知道今天会来很多人，但他没想到会来这么多。
整个杭州府学的生员几乎都来了，加上各府州县的学官代表，少说也有四五百人。
这些人聚在这里，不是为了听他说什么，是为了发泄心中的不满，是为了找一个出口，把心中的那股怒火喷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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